【摘 要】歌圩是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聚众歌唱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进入新时期，歌圩在壮乡却出现了式微的趋势。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分析了歌圩式微的原因，提出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严峻课题。
【关键词】歌圩 式微 原因 文化变迁
【作 者】陆文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员 |
（一） |
自古以来
，壮族素以善唱山歌而闻名于世 ，壮族聚居的广西被誉为“ 歌的海洋 ” 、“山歌的故乡”，而充分和集中体现壮族人民能歌善唱这一特点的便是遍布壮乡的歌圩。歌圩是壮族群众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节庆性聚会唱歌活动形式。在壮语中，各地歌圩有不同的称谓，凭祥、崇左、宁明一带叫“窝坡”“埠坡”“歌坡”，意即“出到坡地上相会”，或叫“歌坡”，意即“坡场上会歌”；武鸣、马山、大新一带叫“笼峒”，意为“到平峒欢聚”；天等
、德保 、田阳一带叫“航端” ，意即“ 垌场圩市 ” ；靖西古时叫“ 窝岩 ” ，意即“出岩洞相会” ；百色等地称“窝敢”，意为“洞外歌圩”；宾阳、来宾、横县一带叫“圩逢”，意为“欢乐的圩日”；邕宁一带叫“还球”，则是对歌、赛歌活动的一种形式。各地还有欢坡（歌坡）、欢垌（歌垌）等等称谓①
。 壮族歌圩具有悠久的历史，各地圩期不完全一样，多在春秋两季举行，以农历三月初三、四月初八和八月十五为最盛。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歌圩。定期歌圩一般一年举行两三次，规模大者上万人参加，小者也有一二千人。不定期歌圩一般是小型的，三五十人、一二十人都可以参加。
有关壮族“好歌”及壮乡歌圩的记载史不绝书，是壮族历史上没有断层的重要文化现象。如南朝梁时吴运编纂的《安城（今宾阳县）志》云：“
乡落唱和成风 。 ”宋代的《太平寰宇记》 ，叙及了昭州（今广西平乐、昭平县一带）僮（壮）人“男女盛服，椎髻徙跣，聚会而歌”的风俗。到了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成为了歌圩形成的标志②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具体记载了壮族婚嫁时，人们“迭相歌和”盛况。明嘉靖《南宁府志》“风俗”条云：“男女答歌”为“远近村落及新附之州”的普遍现象。清代李调元在《南粤笔记》卷一“粤俗好歌”中讲到“东、西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同时，“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近人刘锡蕃在《
岭表记蛮 》一书中讲到：“壮乡无论男女，皆认歌唱为其人生观之主要问题 ，人之不能唱歌 ，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
。”③ 这一说法高度概括了歌（歌圩）在壮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壮族群众就是以这种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来审视自身的价值及社会文化活动的功能的。
壮族“以歌代言”，可以说，凡是有壮族聚居的地方，都有各种形式的歌圩流传。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编的《广西各县概况》记载，当时广西有歌圩活动的就有二十六个县，几乎遍布广西各地。据1989年调查，在广西的85个县市当中，已知有歌圩活动的为40个，共有642个歌圩点，大部分布于桂西左右江流域壮族聚居的河池、百色和南宁地区④
。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我们以一种实事求事的科学态度去审视壮乡歌圩的现状，就会“惊奇”地发现：歌圩在壮乡已是由盛转衰。在不少地方，歌圩只是存在于年老者的记忆中，现实生活中已难觅其影，即便是仍有歌圩活动的地方，其规模、影响、作用已大不如前，式微的事实不可否认，式微的趋势也显而易见。表现在：一是传统歌圩点的数目已大为减少。如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调查，龙州县过去有250个歌圩点⑤
，现尚活动的仅有40多个；大新雷平镇和宝圩乡，民国时尚有67个歌圩点，至今只有13个⑥
。二是参加歌圩的人数规模和歌期大为缩小。如每年大年初一、初二靖西县旧州街附近的歌圩皆有举行，据老人说鼎盛时期参加人数有上万人，场面壮观，歌期有三四天，通宵达旦，热闹非凡。2005年春节，笔者实地调查，当时参加歌圩的仅有三四百人，人数稀少，场面冷清，也仅在每天中午到下午六七点钟时间，天未黑时人群即散尽，各自回家
。三是参加歌圩的人口年龄层次偏高 ，存在着严重“老化”的现象，而且学唱山歌、会唱山歌的青年人是少之又少，山歌手后继乏人。在歌圩上对唱山歌的群体中，几乎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基本不会唱，在歌圩上鲜见有年轻人，歌圩更像是老年人的“专利”和“标签”
。这样的歌圩和传统形态相去甚远 ，已经丧失了以青年男女为主 、以歌会友、“倚歌择配”的功能，而仅仅是中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娱乐消遣的普通方式之一。四是某些歌圩活动已转化成为政府部门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仅仅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附属品，歌圩上所唱的山歌不是以情歌为主，流传不广，这种歌圩并不是传统民俗意义上的歌圩。难怪有人惊呼：长期以往，壮族作为“歌唱的民族”的美誉就要被剥夺掉了！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对于歌圩这样一项民俗活动的式微变化原因，国内不少文章要么囿于视角，避而不谈，要么一笔带过，语焉不祥，从深层次、广角度探讨歌圩式微原因的文章并不多见。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必要性和迫切的现实性，如何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是横亘在每一个壮族人面前的问题。本人不揣浅陋，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
（二） |
歌圩的式微
，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例证 。所谓文化变迁，是指一个民族文化系统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文化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促使文化变迁的有两大原因，一是内部的，是由于该民族社会自身的发展，即进化、发明、发现而引起的文化变迁；二是外部的，是在与不同民族的接触中，受到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出现借用或创新而导致的文化变迁。
⑦文化变迁又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改变。而文化变迁总是与之相伴随。
歌圩文化既然是壮族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手段
，当客观环境改变时 ，这种文化自然也会随之而改变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歌圩在原始意义上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⑧
，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歌圩与壮族人民的婚姻爱情生活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歌圩的社会基础便是它和壮族恋爱婚姻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它已从最初的“娱神”向“娱人”转变。“倚歌择配”是歌圩最主要的作用和最大的意义。壮族的歌圩起源于普那路亚婚制向对偶婚制过渡的时代，这时男女青年通常通过对歌考察对方的知识和智慧、才能和人品，然后决定是否可以偶居。歌圩之所以在壮族地区长期延续，一方面是由于壮族把能歌善唱作为聪明才智的标志和恋爱求偶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封建统治及其正统观念在壮族地区相对薄弱
，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心理造成的结果 。到了宋代，壮族社会的“倚歌择配”已成风气。在壮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以后，由于婚姻形态尚未完全封建化，壮族仍然保持着“歌圩”这块男女自由社交的传统领地，虽然封建婚姻的观念和制度对广大农村壮族男女婚姻生活的桎梏和摧残日益深重，但他们对昔日“婚姻不用媒妁”、“倚歌择配”的传统风习尚深深怀恋和极力追求，从而不断地向封建婚制进行抗争。旧时壮族地区曾经盛行的女子婚后“不落夫家”
即长住娘家的婚俗，就是因对强制性的包办婚姻抵触，同时仍恋眷歌场而采取的缓解心绪和消极对抗的行为。⑨
明清时代两朝统治者在壮乡推行“改土归流”，力求壮族地区的制度、风俗与中原保持一致。他们致力于改变壮族旧的婚姻形态，使之纳入封建婚制和封建道德的范畴。在“改土归流”的地方，壮族青年男女的婚前交往自由大大减少，两性结合的方式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或买卖婚姻，出现了“恋爱可以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现象。但是，壮族聘娶婚的包办性质不如汉族强烈，表现在择偶上，除父母代替物色外，壮族青年还有直接择偶的自由。《三国志》卷53云：岭南“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有不少青年人婚姻是他们自己择偶（倚歌择配），然后告知父母托人说媒聘娶的。在家庭结构上，虽然基本上是封建的一夫一妻父权家长制，但妇女不落夫家的习俗普遍存在。这种封建婚制和旧婚制旧婚俗的残余相互矛盾而共同存在的婚姻形态，给歌圩提供了生存的条件。过去壮族是聚族而居，一个村一个姓，有些地方二三十里路内都是一姓的村庄，男婚女嫁就必然到很远的地方去选择对象，而土司制度下壮族人民被“划地为牢”，人身自由及交际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歌圩为青年男女聚会、选择对象提供了合适场合。这是歌圩文化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制度的确立，一夫一妻制和自由恋爱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壮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社会主义法律保障人们婚姻自由的权利，禁止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到现在的壮乡，封建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及早婚、不落夫家等旧婚俗已越来越找不到其生存的土壤了。相对于封建婚姻制度而言，歌圩带有自由恋爱的性质，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歌圩在时间、地点、方式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在新时期其作为婚姻媒介难以承担起促进社会主义婚姻文明的重任
。随着壮族社会交通、通讯的飞速发展，青年男女交往范围扩大，交往方式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年男女再也不会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在歌圩活动上，而且通过歌圩“以歌取人”有着很强的随意性和片面性
。“清歌互答自成亲”⑩ 、“以答歌踏青为媒妁”⑾
的以歌传情、倚歌择配传统习俗淡漠了，歌圩在壮族青年男女中交友传情的功能和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壮族传统婚配制度经历了土司制度时期、封建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婚姻道德的要求相差很大，社会主义社会婚姻制度对土司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制度是一种彻底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壮族歌圩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式微是正常的文化调适结果。 |
（三） |
人类学家从不否认强制同化的巨大威力和作用，这是利用暴力、特权等强制手段迫使别的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而成为它的一部分。研究歌圩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代统治者对歌圩的偏见和镇压从未停止过，歌圩受到严重的压制，这也是造成今天歌圩式微的又一原因。
唐代以前，壮族地区“婚不用媒聘”，而是以歌为媒
，倚歌择配 ，歌圩是男女择配的理想场所。⑿ 然而，自唐宋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在壮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扩大影响，尤其是自明代中期起推行“改土归流”以后，封建统治在壮族地区不断加强，这种男女自由欢会“唱歌为乐”、“倚歌择配”的活动，是与“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相冲突的，歌圩活动总所体现的自由民主思想与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从根本上是尖锐对立和冲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无法容忍的。封建包办婚姻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任何有悖于此的行为必将被视为“异端”，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把歌圩视若洪水猛兽，歌圩被视为“伤风败俗”的不轨行为，是要极力镇压和取缔的。歌圩被称为“有伤风化”、“有失大雅”、“苟合”、“淫”、“渎戏婚娶”，成为十恶不赦的事情。在掌握文字阶层的眼中，歌圩多与“淫佚”、“廉耻何在”、“戏没婚娶”、“有伤风俗”等有关，属于不利于统治，要革除而未能禁绝的现象
。如清雍正时编修的《广西通志》有载 ：“男女婚嫁亦凭媒妁……至若以歌择配之俗，虽迩来遵禁，而谿峒之隩，尚间有之”，“夷俗非礼之礼也……殊非雅俗，永宜禁止”
。⒀清光绪时修篡的《镇安府志》载：“土民之……惟歌圩之风尚沿苗人跳月跳摇之俗，虽严令禁止，未能尽革……颇伤风教。”⒁
再如清末时，广西东兰的州官竟用蛮横的手段镇压歌圩活动，下令将当地几个壮族女青年歌手抓起来 ，涂上墨脸游街示众。清代思恩知府李彦章曾出告示禁歌。⒂
在封建历史上，各地官府为了禁歌而抓人问罪的事时常发生。歌圩的地位在历史上从未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到了国民党统治期间，政府对歌圩也有深深的偏见，也未停止过对其的镇压。如民国《雷平县志》“风俗娱乐”条中称
：“歌圩，又名风流圩 …… 一般滥情男女 …… 嬉戏于风流圩中，有如颠狂柳絮，乱逐东风……” 官方禁歌更为严厉，甚至派军警来驱散歌圩场上的人群
，逮捕唱歌人 。1936年 ，广西省政府颁布“改良风俗规则”，把歌圩列入“陋俗”，认为其“有伤风化”，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为“凡麋集歌圩唱和淫邪歌曲，妨害善良风俗，或引起斗争者，得制止之；其不服者，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的罚金，或五日以下至拘留”
⒃。但在当时歌圩的存在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虽明令禁止，却也是“屡禁不绝”，但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歌圩生存条件的恶劣，歌圩的“名份”没有得到承认，在歌手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不少地区的歌圩因受压制而停下来，但在离县城较远的偏僻乡村，尚保持这种习俗[17]。
解放以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导下，壮族歌圩地位得到人民政府的承认，空前发展壮大起来。歌圩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服务于政治 ，服务于劳动生产，山歌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1957年元月，武鸣文化馆在小陆组织了1.5万人参加的规模巨大的歌圩。[18]
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以后由于政策失误，歌圩被当作“四旧”看待，再次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对歌圩的破坏程度更是广泛和深刻。诚然，歌圩作为民俗文化之一，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必然深深印着时代烙印，残留着封建糟粕成分。而封建落后的东西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造、消除得了的。诚然，歌圩确实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1）传播封建迷信。不少地方举办歌圩的同时也夹有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的活动。过去的歌圩多伴有宗教仪式，都有祭神打醮的活动。（2）影响生产
。歌圩一般都在农忙季节举行。一个大的歌圩场，要涉及几个县、几个乡，少则也有几个村，前后要耽误生产三到五天 。（3）造成铺张浪费。由于旧的传统习惯，在歌圩举办地，家家户户都要招待各方亲友
，大家聚在一起大吃大喝 ，浪费大量粮食、钱财，给当地农户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4）破坏安定团结。总的来说，解放以前， 壮族的歌圩是没有组织和领导的
， 每年一次或两次的歌圩活动 ， 完全是群众习惯性的、自觉性的到歌圩集中对歌，因此， 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甚至是打架现象是在所难免。 [19]（5）不利于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歌圩活动从白天到夜晚，甚至三两个晚上，多数在野外草丛山坡，给一些思想不健康的男女青年以乱搞男女关系的可乘之机
。山歌中一些黄色下流的不健康的内容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但在那个“非此即彼”的年代，歌圩的某些消极因素被无限扩大，于是在错误的文化政策压制下，山歌与“风流”划等号，“歌圩”与“四旧”相并提，歌圩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在各级革委会的文件里和造反派头头的报告中，都认定山歌是“旧文化”、“风流土歌”，是封建主义的黑货，鼓吹全党全民要拿起“铁扫帚”，把山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壮乡一个个违反“禁歌令”对唱山歌的男女青年，与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一起，被押上批斗台，有的被挂上黑牌游街、游村示众，歌圩被禁，很多“歌富五车”的歌手被批斗，甚至酿出人亡歌息的悲剧。壮族历史上没有统一的文字，山歌更多的是凭借口耳相传而保存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依靠的是千千万万的歌手；而流传下来的用古壮字写就的歌本保存的信息仅仅是壮族丰富山歌文化信息的极小部分，但在“文革”中，这一本本凝聚着壮族先民智慧和心血的山歌歌书也被“造反派”从歌手的手中和家里抢夺和搜集去一把火焚烧，就此消失，山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脆弱性表现无遗。歌圩受到几乎毁灭性打击。“文革”十年，是歌圩发展停滞乃至严重倒退的时期。不少地方
，山歌已是“销声” ，歌圩则是“匿迹”，不少歌圩经过“文革”的冲击，要么停止，要么转入“地下活动”，规模和影响日益减少。如果说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制度的确立是歌圩走向式微的内在原因，那么“文革”期间的文化政策则是促使歌圩由盛转衰的外在原因。 |
（四） |
山歌文化传承的断层也是造成壮族歌圩式微的重要原因。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这个弱小的社会经常要（被迫）接受较强大的社会的很多文化要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壮族地区改变了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与外界的交往接触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广，交往程度更深，是之前任何时代所不能相比的，外来文化在壮乡的传播已是无孔不入，影响巨大。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社会交往方式、社会生活条件、社会运动节律的变化，冲击和改变了壮族传统文化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使壮民族日益融合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联网之中。壮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受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冲击，而相对来说，壮族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相比又处于弱小的地位，壮族是公认的接受外来文化的主动性很强、“汉化”程度很深的民族。按理说，歌圩在新时期即便已经丧失其作为婚姻媒介的作用，但其娱乐功能仍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起到“娱人”的作用，歌圩仍有存在的空间。但实际情况是壮族山歌在与外来文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山歌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1）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强劲之风吹进了壮乡社会，壮族小孩很小就进学校读书，接受汉族文化教育，这在无形中减少了学唱山歌的时间。而公认学山歌的最好时间是少年时期，造就一个好的歌手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在现代壮族社会中，壮族小孩这段时间更多是花在学校教育上的。过去老百姓没有机会进学校，人们就在歌圩里的对歌内容中，知道天文地理、民族历史、做人道德、处世应酬、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在现代化的学校里都可以学得到
。（2）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为壮族人民观念的变化提供了前提 ，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壮族“ 以歌取人”，崇拜歌场能手，现在人们崇拜的是考场才子、种养能手或是致富能人，才、财、道德等方面成为社会衡量个人地位、价值的标准，会不会唱山歌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从这种功利的角度去看，学唱山歌并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历史上统治者对歌圩的社会地位从未给予正式的承认，也造成壮族群众对歌圩认同心理上的不断弱化，而部分壮族人有一种民族自卑心理，在汉族文化面前，他们往往自惭形秽，认为山歌是“土”的东西，登不上大雅之堂。所以也就没必要去学，也不大敢唱了。（3）文化变迁的一个常见现象是替代的出现，替代是新元素取代了先前存在的东西。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大量外国文化的传入，使壮族山歌被卷入各种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文化传播面前，歌圩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发展的相对滞后是很明显的，毕竟口耳相传的传播和储藏手段所具有的扩散力和影响力极其有限。唱山歌并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情，它有相对固定的旋律和格式，要求押韵，并且对歌一般经过见面歌、求歌、接歌、盘歌、甜歌、信歌、监歌、思歌、别歌、约歌等阶段
[20]，程序复杂，对参加歌圩的歌手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山歌内容变化极大，要求每一位歌手都是“创作型”，要在对歌的短时间内想出新词新句，难度极大。相比之下，现代流行音乐不会给壮族青年以那么大的压力，这些音乐旋律上比单调的山歌似乎要更胜一筹
，流行音乐有专职的作曲作词人员和歌唱人员 ，乐器搭配也较正规合理，是“正规部队”，而山歌的创作上基本上还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是“游击部队”。今天的壮乡社会，唱山歌的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唱流行歌曲，而且现代娱乐方式多种多样，人们不会仅满足于歌圩这种活动方式的。另外，过去壮民族的社会交往空间范围较小，改革开放后，壮族的社会交往突破了传统的地缘分割，突破了封闭的民族圈
，突破了血缘圈和亲情圈 ，外出打工成为壮乡的普遍现象，与外乡、外地的外族联姻情况已是普遍的现象，这也造成了壮族青年学山歌的条件与机会也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农村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家务农的中青年劳动者更多的是把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已无暇学、唱山歌。
从根本上说，山歌的传承和传播，靠的是一批又一批具有民歌创作和演唱才能的歌手。而现实情况是，山歌出现了文化断层，山歌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很大问题，学歌之风日下，“幼即习歌”[21]
的盛景已不再出现，年轻一代也不想学山歌了 。[22]
没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系统的文化很难得以继续生存下去，这是无数先例所已经证明了的。山歌既已不学，以山歌为载体的歌圩自然也就走向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壮族山歌与歌圩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
（五） |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种民俗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渐进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的融合、同化、重组和再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文明的所有手段或工具，都必须在人们追求当下目标的过程中证明其自身的效度，无效者将被否弃，有效者将被保留……随着旧的需求的满足以及新的机会的出现，[23]新的目标也会不断出现。”
歌圩也不例外，它的式微原因非常复杂，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壮族社会整体文化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壮族人民的一种“文化选择”，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变迁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壮族人民对自己风俗习惯的一种“改革” ，但谈不上是一种“ 发展”。
歌圩，是壮族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产物，是壮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精神享受方式，有着较为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它的式微并不预示着它必然会走向消亡。作为社会的组织管理者的政府，它的文化政策及导向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社会对民族文化重视程度的日益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3年正式决定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壮族歌节
；2000年起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在南宁隆重举办 ，收到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平果嘹歌（ 壮族山歌的一种 ）的收集整理也获得阶段性的成果；田东布洛陀文化遗址每年的三月三歌圩得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参加人数达十几万人；靖西县在旧州发起了“壮歌进学堂”的活动等等，歌圩的命运似乎又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壮族山歌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共存，山歌及歌圩的式微是事实，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壮族山歌及歌圩该往哪里发展，是所有关心壮族民族文化发展的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并且仅仅停留在思考阶段是远远不够的。 |
